环境政策挥鞭下，海水养殖行业是如何向绿色发展的？

主要结论：(1）2003-2019 年，我国沿海地区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山东、海南、辽宁的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浙江、广西、河北的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低。(2）环境法规对当地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呈 “U ”型，即先抑制后促进。同时，对周边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呈倒 “U ”型。(3) 不同类型的环境法规对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就是不同类型法规效果不同）。具体而言，命令型环境法规对当地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呈 “U ”型，对周边地区有正向促进作用。市场型环境法规对当地海水养殖业的绿色发展具有 “U ”型影响，但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发展则表现出倒置的 “U ”型效应。自愿性环境法规对当地海水养殖业的绿色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发展影响不显著。
主要结果：（一）基于回归结果的分析结果表明，环境法规对当地海水养殖业的绿色发展具有非线性的 “U 型 ”效应，最初是抑制效应，随后是促进效应。当环境法规强度处于较低水平时，随着环境法规强度的增加，海水养殖企业会不断增加污染控制方面的投资；然而，这些增加的成本并不能直接产生生产价值。相反，它们挤压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投资，对行业的整体绿色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当环保法规要求较高时，海水养殖企业会着眼于长远利益。他们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抵消因环保法规而产生的生产成本，从而促进当地海水养殖业的绿色发展。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邻近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呈现倒 “U ”型非线性模式，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趋势。这一结果表明，相邻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规章时采取了 “差异化竞争 ”策略。当一个地区实施更严格的环境法规标准时，邻近地区就会降低环境标准以促进经济发展。严格的环境法规大大增加了当地海水养殖的成本，导致一些水产养殖公司在短期内向环境法规强度较低的邻近地区转移。接收地区较低的环境监管成本最初提高了当地海水养殖业的生产效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选择跨区域转移而非本地创新的公司从最初的环境监管中获得的收益逐渐减少。绿色水产养殖技术没有同步提高，污染扩散效应逐渐显现，增加了接受地的污染控制成本，不利于附近海产养殖业的长期绿色发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如下。(1）外商投资水平： 外商投资对本地及周边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均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且均为负值。这一结果表明，外资抑制了本地及周边海水养殖业的绿色发展，支持了 “污染天堂 ”假说。一方面，高污染的外来投资加剧了海洋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外来投资带来的绿色技术创新没有扩散到邻近地区，对海水养殖业的绿色发展造成负面影响。(2）海水养殖规模： 海水养殖规模对当地产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为正，而间接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海水养殖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当地的产量和收入，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机械化和生产技术水平。因此，促进了水产养殖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对推动当地绿色水产养殖发展至关重要；但海水养殖规模对相邻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弱，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3）城镇化率： 城镇化率对当地产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影响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且为正，间接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当地海水养殖业的绿色发展，但对相邻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4）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对当地产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显著。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这一结果表明，较高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会促进当地绿色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但会抑制邻近地区的发展。这种情况可能归因于 “反冲效应”，即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吸引了周边地区的人才和资金。这些人才和资金的流入增强了当地海水养殖业的绿色发展潜力，同时也抑制了周边产业的绿色发展。